繼錢穆、唐君毅及一眾南來學者，在極困乏環境中創建新亞書院(1949)，不久即設立新亞研究所(1953)。新亞研究所見証了香港社會變遷七十年，為早期本地文史哲研究及高等教育先驅; 一方面培養了不少青年學者，為後來逐步成立的大專院校提供師資；另一方面在重商的殖民地社會傳道授業，承擔起延續中國文化傳統及發揚宋明書院教育精神的使命。 新亞研究所秉持新亞書院的辦學精神，結合為學與做人、知識與踐行的人文主義教育理念。其理想是進一步藉由純粹性的學術研究，讓中國固有歷史文化的基本意識與基本觀念復甦，從而對此後新中國之建立，乃至世界大同與人類和平作出貢獻（錢穆：〈研究所計劃綱要〉，1955年）。「新亞」，即「新亞洲」，這名稱既有地理上延及亞洲、會通中西之義，亦有以「日新又新」的精神，對中國乃至亞洲歷史文化中之有價值者，能化舊為新，求其以通古今之變的心志（唐君毅：〈我所了解之新亞精神〉，1952年）。在中國文化花果飄零之際，此乃新亞研究所與新亞書院對中國、亞洲與世界的抱負。 我們希望重溫故事，以紀念先賢創業艱辛。展示舊照、舊刊與舊物，除了讓大家回顧我所如何一路走來，也一起思考未來方向。

初創維艱

在提倡新學術，培養新人才的理念下，錢穆創辦新亞之初，便有成立研究所之意。1953年得亞洲基金會之助，於九龍太子道304號租用校舍成立研究所，其時錢任所長，余協中、張丕介及唐君毅三位教授任研究員，另書院畢業生4名留校進修，次年11月遷至嘉林邊道28號B，設圖書館、所長室、研發室及研究生宿舍。1955年春，哈佛燕京學社允為研究生提供獎學金，撥款購書並出版期刊，研究所始正式公開招生，1956年遷到農圃道。

籌辦時期之新亞研究所位於九龍太子道304號二樓（紅色箭頭指處）

茁壯成長

研究所初創以來，得哈佛燕京學社和亞洲基金會助力，發展迅速。除錢、唐外，第一任教務長張葆恆、牟潤孫、潘重規、羅夢冊及謝幼偉先後到所任職。後牟宗三、嚴耕望、全漢昇、徐復觀、吳俊升、王德昭等相繼加入，群賢薈萃。有見及此，1958年香港政府開始探討成立中文大學並提供資助。1962年，研究所成立東南亞研究室，由陳荊和主持。建所10年間，先後畢業之研究生共34人，成績為國際學術文化機構稱重，稱新亞研究所為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海外中國文史哲學術重鎮，正屬公論。

錢穆授憑予第二屆研究所畢業生陳特

合併改制

1958年港府提議納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新亞書院共同成立中文大學。次年富爾敦來港考察，與錢穆會面時肯定新亞研究所之成績，謂當保留研究所為將來新大學成立後之研究所，仍由新亞主辦；並會將此意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俾成定案。1963年《富爾敦報告書》有關圖書館部分，明確提到新亞藏書對隨新亞書院而到新校舍的研究所十分重要，應儘量予以保留。據1962年6月「新亞研究所發展計劃草案」的記載（中英文本，1962年6月），時新亞董事會提議以獨立的形式和新亞書院及中文大學保留合作關係，於馬料水或以外地點覓地另建樓房供研究所使用，可見當時研究所確是籌劃香港中文大學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1963年《富爾敦報告書》內文提到研究所的文字

時異事變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不久，新亞研究所在中大的角色即被邊緣化。1966年，中大成立大學統籌基金會，各書院在外籌募經費需得基金會同意，新亞研究所原有之捐款渠道隨即被截流；同年，設中大研究院統籌研究生資格及考核，新亞研究所畢業生需在大學研究院重讀一年並考試及格方准頒予學位，變相否定研究所向有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新亞書院董事會遂於1969年向中大管理委員會提交「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備忘錄」，要求正視研究所的法定地位。同時間也積極自強，1968-69學年開始設立研究助理學習班，使有志從事中國文史哲研究之青年學人，仍可由新亞專家導師給予訓練指導，得以繼續深造，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由所發給證書，不給學位。

改招研究助理學習員（《新亞生活》雙周刊（1972-73））

出離獨立

1970年新亞書院董事會成立辦學團體「新亞教育文化會有限公司」，並向港府建議把農圃道校舍改為中學。經一年多交涉，得香港政府同意，新亞書院交還校址地皮，1971年5月由政府撥予「新亞教育文化會有限公司」使用。三年後，新亞書院正式把農圃道6號之建築物及附屬設備，包括新亞研究所原有的圖書、設備、書稿及外方捐助專款，贈與新亞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1974年8月15日)。新亞研究所正式脫離新亞書院，改棣新亞教育文化有限公司，自此成為一私立研究機構。